许结 || 司马相如文论与武帝朝政治

司马相如文论与武帝朝政治

许　结

摘要：司马相如以文章显汉世，研究者的关注多在辞赋，于政论文甚少论列。读相如有关武帝朝政治的议论文，其《喻巴蜀檄》的开边政略、《难蜀父老》对汉德的构想、《封禅文》于帝国新宗教的建立，均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巨大的历史影响。由政论文旁涉于辞赋诸体，颂汉为相如一以贯之的思想，并通过汉武帝的“功业”营造“汉德”，是其当代性的言宣及其精神寄托。

关键词：司马相如；文论；汉武帝朝；政略；汉德；新宗教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3.023

收稿日期：2022-02-2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许结，男，江苏南京人，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e-mail]。

　　司马相如在汉代的地位，基本是以文章显，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论汉武帝朝之得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地理志》记述“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注：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4、1645页。)。所言“文章（辞）”，多指辞赋之文，特别是《汉书·扬雄传》载录扬雄自序仿相如赋而为“四赋”，以及班固称颂相如为“辞宗”，迨至宋明时代有关“赋圣”说的形成(注：许结《司马相如“赋圣”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已成批评定式。论词章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相如巧为形似之言”(注：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说思想如裴度《寄李翱书》云“谲谏之文也，别为一家，不是正气”(注：裴度《寄李翱书》，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61页。)。但也有不拘辞赋一体者，如常璩《华阳国志》称赞曰：“长卿彬彬，文为世矩。”(注：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页。)特别是明人王祎虚构《司马相如解客难》文，其中假托“相如”答“客”讨论“文之时义”一段云：

文之时义大矣哉！经纬天地，黼黻造化者……是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弟，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方今大汉道跻燧庭，德侪羲轩……昭然乎宇宙之声灵也，粲然乎官府之仪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注：王祎著、颜庆馀整理《王袆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98页。按：引用时标点略有改动。)
如果出于“文之时义”来看相如辞赋以外的论述文，将其文论置放在武帝朝的政治生态中，则有值得发覆之义。

相如今存议论文字，除《谏猎书》与其“天子游猎之赋”中类似言说，另有三篇值得关注，分别是《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与《封禅文》，皆与武帝朝政治紧密关联。

一　《喻巴蜀檄》与开边政略

在武帝朝，司马相如曾两度出使西南巴蜀之地，一次以皇帝身边郎官的身份前往，为弥补唐蒙出使西南处事不当的过失，一次是以“中郎将”身份仗节前往。前者留下《喻巴蜀檄》，后者则有《难蜀父老》。这两篇重要的议论文均作于相如出使西南时期，而此行又是他唯一一次改变作为宫廷言语侍从献赋邀宠，真正为朝廷施行政略的事务。对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很简单：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4页。)

其中宜关注几个字或词语：一是“使略”，指唐蒙作为使者往巴蜀之地行朝廷政略；二是“责”，武帝再派相如出使巴蜀的任务，就是责备唐蒙的行为过失；三是“非上意”，在相如喻示巴蜀父老的“檄文”中，明确将唐蒙的作为与武帝分割，其“使略”的责任或后果全推卸给唐蒙个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早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时，唐蒙随行，在东越获知蜀地及西南物产丰富，就向武帝提出在西南置郡县的主张。其后武帝命唐蒙为中郎将，从巴蜀筰关进入，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对唐蒙入西南的经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云：

蒙厚赐（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注：司马迁《史记》，第2994页。)

可知唐蒙因提出在西南置郡县，被武帝遣往喻“威德”，并为“置吏”，被后世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相如也是在西南置郡县的倡导者，只是后于唐蒙以“郎官”职出使，故无此“开拓”之名，但两人出使西南的任务相同，都是为武帝的开边远略服务。唐蒙于时“发巴蜀卒治道”，既为功绩，亦生祸端，而相如出使正是代表武帝去纠正唐蒙因修道路而造成的当地官民的恐慌，及由此潜伏的乱兆，以安抚巴蜀民众。这一“反”（启祸端）一“正”（平事端），是两人相继出使之因，对后来大西南完成郡县式管理的历史功绩，相如功劳绝不亚于唐蒙。

对相如来讲，这次出使是他人生轨迹上重要的一段历程。大约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注：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对应相如《喻巴蜀父老檄》文中所言“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可推知相如往巴蜀并作喻父老文当在元光五年秋季。参见：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唐蒙为迎合武帝的野心，急功近利，在巴蜀地区征调了千余吏卒和两万多民工，日夜修造由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贵州咸宁、再到昆明的“石门道”，当地有少数民族首领不听调遣，唐蒙就用“军兴法”，即战时军事法，诛杀多名首领，引起了巴蜀地区民众的恐慌，潜伏着“民变”的危险。汉武帝遣派相如往巴蜀安抚百姓，应该是深思熟虑，推测其用意有三：其一，相如为蜀郡人，根系深，人脉广，便于权宜行事；其二，相如是他身边的近臣，以“郎官”出使，仅为皇帝负责，回护其短而彰扬其长，为其职责；其三，相如确有行使政略的才能。尤其是第三点，在相如以檄文告喻巴蜀父老的文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这篇被后世编相如文集者命名为《喻巴蜀檄》（或称《喻巴蜀父老檄》）的文字(注：按：全文载《史记》本传，《文选》题名《喻巴蜀檄》，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题名《谕巴蜀父老檄》。)，共分三段,也是相如告喻巴蜀父老的三层意思。文中首先告喻蜀地最高长官太守，以高屋建瓴之势彰明“蛮夷”之乱必治，以及武帝即位后平四方、一中国的胆识、策略与作为，接着才批评唐蒙办事的误差。其中称赞武帝开边统一各民族的决心，文笔婉转，却气势雄厉：

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注：司马迁《史记》，第3044页。)

这对“圣作”的赞美，铺写了伐匈奴、平西域、征闽越、吊番禺等，既有历史事实，也有为文夸饰之处。比如匈奴单于请和亲是建元六年的事，而兴师北伐宜指《史记·匈奴传》、《汉书·武帝纪》及《通鉴》卷十八所记载：元光二年（前133）武帝从大行王恢议，以韩安国、李广、王恢等将军骑材官三十余万人匿雁门的马邑谷中，阴使人引诱匈奴骑兵进入埋伏圈。匈奴有十数万骑入雁门郡，离马邑尚有百余里，觉察而引兵退走，汉军大队人马追击，结果无功而返。至于卫青等挫败匈奴是元光六年以后事，所言匈奴“怖骇”，“屈膝请和”，是具有想象成分的(注：参见：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有关《谕巴蜀父老檄》的注释，第149页。)。但相如作为武帝“一统中国”并绥远四方的坚定支持者，文中张大汉势，前提是告喻巴蜀太守的话，“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注：司马迁《史记》，第3044页。)，这就确立了他的基调，朝廷“使略”西南地区方针的正确性；于是再由对汉略四方的夸张之词，引出这段文字的重点：朝廷派遣中郎将唐蒙以及“发巴、蜀之士”兴修道路没有错误，错在“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失于“时”而谬于“法”。结论是这些做法“非陛下之意”，及“非人臣之节”，既斥唐蒙之误，也暗喻巴蜀父老的抵触不合时宜。

由此相如进入他檄文的第二层次意思，紧接“非人臣之节”畅述“人臣之道”，要在“急国家之难”。相如先树立起为国奋不顾身的榜样：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注：司马迁《史记》，第3045页。)

开发与平定“西南夷”是国策，这与抗击匈奴，用兵闽越一样，岂能“与巴蜀异主哉”？这文势一转，已由责备唐蒙而变为责备巴蜀父老，逗引出“恩”“威”兼施政略。先看“恩”，相如用铺陈之法历叙“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甚至做到“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至上的国家意志与至高的道德绑架，使受“喻”者无地自容。再说“威”，与前述反证的是“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耻及父母，为天下笑”，这些绝非“独行者之罪”，而与“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相关，“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乃至“其被刑戮，不亦宜乎”！这又把过错由个别行为转嫁给整个巴蜀父老，使唐蒙“诛其渠帅”行为也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极尽利诱威逼之能事，行之相如文字，已将朝廷“使略”造成的难堪，解脱干净，“喻”词转变成了“训”词。

言至此而意未尽，相如在“喻”文的第三段继“非陛下之意”，再强调“陛下之意”：一则是因唐蒙“方今田时，重烦百姓”之过错，昭示地方，以彰显皇帝的恩德；一则是派“信使”（相如自谓）以晓喻百姓解决“发卒之事”，既责斥唐蒙，更在于教喻巴蜀父老，即“让三老孝弟（悌）以不教诲之过”担负责任。可以说，相如巴蜀之行，解决“发卒之事”是实，而喻示教训为虚，观其檄文，则斥责唐蒙是虚，告喻巴蜀官民为实。这其中显示出相如不辱使命且善于文词的高超技艺。刘勰《文心雕龙·檄移》评曰：“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79页。)虽名称《难蜀父老》，实亦兼含《喻巴蜀檄》的文意。宋人楼昉《崇古文诀·评文》说此文：“全是为武帝文过饰非，最害人主心术。然文字委曲回护，出脱得不觉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当一半不是。最善为辞，深得告谕之体。”(注：楼昉《崇古文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按：有关论述，可参见：许结《汉代“文术”论》，《文学遗产》2020年第6期。)所言文法得“体”，是一方面，而“文字委曲”与“善为辞”则是另一方面，其中因“术”而彰“用”，是相如常用的手法。

相如为何寓“术”于“文”，要在迎合当时的开边政略。在汉武帝一朝，征东越、伐匈奴、服南粤，包括对大西南诸国的置郡县管理，皆与其大政方针紧密联系。概括起来有两大视点。

第一个视点是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作用。这一思想最突出地体现在《汉书·董仲舒传》载董氏上“天人三策”之第三策的建议：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注：班固《汉书》，第2523页。)

董氏所论，是思想的大一统，这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注：班固《汉书》，第212页。)文化政策相契合。如果将此“大一统”落实于行政，在武帝一朝最大的政略就是“抗匈奴”与“削藩国”。从汉高祖“平城之围”受困于匈奴，经汉文帝相继颁发的《与匈奴和亲诏》、《遗匈奴和亲书》，到汉武帝颁布的《欲伐匈奴诏》、《征南粤诏》、《巡边诏》等，特别是与匈奴的战事，改变了汉初以来的汉匈关系。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开边，成为武帝时最显眼的政略。这期间相如曾两度出使西南，就与武帝的这一政略紧密联系。有关开边，汉初学者已有论述，如晁错的《言守边卫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其中多言“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贪戾而欲广大”(注：班固《汉书》，第2283-2284页。)的过失，其与相如《喻巴蜀檄》对开边施政的歌颂大相径庭。当然，不同于汉匈战事，武帝朝对西南的开发，奉行的是怀柔政策。

这又引出我们说的第二个视点，就是为了集中精力抗击匈奴，武帝朝施行了“欲北先南，经略三越、西南夷”的政略(注：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9页。)。

有关西南诸国，《史记》、《汉书》均有《西南夷（列）传》，可观其大概。所谓“西南夷”，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在蜀之南”(注：司马迁《史记》，第2991页。)，也就是相如家乡的更南端的广大地区。对这一片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就作了简要的介绍：“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是接近蜀地的西南诸少数民族地方邦国，多有城池，其中以夜郎、滇、邛都规制较大。《史记》该传接着记述：“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所说的“椎结”、“编发”，皆民族发饰，所谓“随畜迁徙”，即游牧，在古代西南地区有“游耕”的生活方式。由于流动性强，没有“君长”（政权机构），确实存在管理的困难。接着传文又记述更为广远的区域：“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注：以上所引《西南夷列传》，均见：司马迁《史记》，第2991页。)其中提到的“徙、筰都”与“冄駹”，在当时都是较大的邦国，合前面叙述的各区域，被统称为“巴蜀西南外蛮夷”。

这广袤的大西南区域，正是汉天子远略之地，尤其是与巴蜀郡县邻近的地区，更是宜加管辖与治理，以防范边陲之患。在武帝执政时期，连续出现了几次影响西南稳定的事件。例如武帝因西南地区多次反叛朝廷，曾遣公孙弘前往视察，欲平其情而通其道，公孙弘审时度势，劝武帝先致精力以伐匈奴，暂缓西南之事，结果武帝放下西夷事，仅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而已。又如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大夏，见市场有蜀布、邛杖，得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注：司马迁《史记》，第2995页。)，于是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夷西，欲往身毒国，至滇，被滇王滞留，未能开通前行道路。后来南越反叛，武帝征发南夷兵助战，又因且兰君不愿劳师伐远，聚众反叛，杀了天子使者与犍为太守。迨至征伐南越的战争胜利后，武帝才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也随之入朝，朝廷任命其首领为夜郎王。相继置郡有越嶲、沈犁、汶山、武都等。于是再使王然于以兵威劝喻滇王入朝，直至元封二年滇王始举国降服，西南广大区域得以平定。

居此期间，尤其在武帝欲伐北而先平南的政略指导下，相如初使西南以及所作《喻巴蜀檄》的功用，显而易见。这也就有了他第二次出使西南及发布《难蜀父老》文的缘故。

二　《难蜀父老》与汉德建构

有了初使西南的成功，武帝对相如“复通”道路、开辟“西夷”的建议完全接受。据史书记载，在武帝对解决西南问题举棋未定时，相如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大建议：首先是反对用武力征服西南，采取和平通商的方法进行互市融通，并建议朝廷派汉人官吏去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管理；第二是在靠近蜀郡的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人群聚集区域设立郡县，直接收归朝廷管辖。这两条建议均合武帝心意，于是委派相如为中郎将前往巴蜀及西南地区行使朝廷威权，相如也因此开始了第二次出使西南的征程。

对相如再次出使西南的身份、作派以及蜀地人欢迎的程度，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

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注：司马迁《史记》，第3046-3047页。)

史载“蜀人以为宠”，这一“宠”字，是富贵归故乡的形象写照。其一，太守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司马贞《史记索隐》：“亭吏二人，弩矢合是亭长负之；今县令自负矢，则亭长当负弩也。且负弩亦守宰无定，或随轻重耳。”(注：司马迁《史记》，第3047页。)其二，诸公“献牛酒以交欢”，示尊重以馈赠(注：有关“赐牛酒”，清人王先谦结合汉昭帝始元元年、汉元帝初元元年、汉章帝元和二年的三次“赐牛酒”举动，颇有考论，详参：朱雪源、李恒全《“赐民爵”“赐牛酒”与汉代普惠性社会福利研究》，《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其三，卓王孙悔“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以其戏剧性的行为变化，反衬出相如再返蜀郡的荣耀。至于相如这次出使的效绩，史迁的记述是：

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注：司马迁《史记》，第3047页。)

他不仅采取怀柔政策使邛、筰等地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内附，而且西至沫水、若水，南至牂柯边塞，修零关道路，架孙水桥，直达邛都。正因此，“还报天子，天子大说（悦）”(注：司马迁《史记》，第3047页。)。这次相如出使西南留下的文献，就是《难蜀父老》，文章主要是驳斥蜀中长老的观点，借以坚定武帝开边拓疆的决心，由此折射出武帝朝的政治生态和其文论价值。

对这篇文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想反驳他们，却因自己身处其境，于是作此文字，“以风天子”(注：司马迁《史记》，第3048页。)。这个“风”（讽）不同于他献赋“讽”皇帝奢侈，而是为了坚定武帝开发西南的决心，完成其一统疆土的政略。如果说他前一篇《喻巴蜀檄》偏重实际事务，则此文更多地提升到政治思想的高度(注：前人对此文颇有评述，如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12评相如《难蜀父老》“深陈百姓之苦，以成人君悔过之美”，乃一隅之见。参见：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吕祖谦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83页。)。相如此文采取“欲擒故纵”法，以假托蜀中的“耆老大夫”和“缙绅先生”的二十七位弟子之口，诘问使者开头。继以“使者”的长篇大论，宣示汉廷政略，既标举“贤君”（有为之君）理应如何，又彰显“汉德”的意义所在。最后复以诸老弟子（诸大夫）折服其言，唯诺其事而告终。先看冠首文字：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秽濊，郡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注：司马迁《史记》，第3049页。按：以下所引《难蜀父老》均参《史记》，第3049-3053页，不再一一注出。)

阐明自高祖到武帝“六世”的功“德”，特别是汉兴七十八年后武帝的一系列政治举措，这才引出“命使西征”的行径与“罔不披靡”的成绩。由此再引出蜀中诸大夫对使臣的质疑，形成一种不谐的论调。比如“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注：这里说的“羁縻”，意联络、维系，指三代以来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史记索隐》：“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司马迁《史记》，第3050页）。可见这一词是具有贬义的。)，意思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只需保持正常的朝贡关系即可，不必要设郡县以加强统治。又比如指责使者：你要通夜郎，三年有何成效，现要开通西南夷道，士卒疲倦，百姓力屈，其失败难免。作为使者的代言人，相如对这些论点一一反驳，比如他说，如果照你们这样安于现实、不求进取的逻辑，巴蜀之地又怎么能够像今天过上文明生活呢！作为一个有作为的贤君，绝不应因循守旧，委琐龌龊，而应有强烈的责任感与进取心，不管是“夷狄殊俗之国”，还是“辽绝异党之域”，哪怕是“六合之内，八方之外”，只要缺少文明教化，都是朝廷的耻辱，何况西南人民对汉天子如“枯旱之望雨”？所以从长远眼光来看，眼前巴蜀之地百姓的辛苦，只是暂时的，有何怨望？相如不仅畅谈当下的形势，还列举历代贤君如夏禹治水等功绩加以佐证，为武帝“讨强胡”、“诮劲越”的功业张目。其文势纵横，议论洋溢，既可见为辞之精彩，更能看到个中强烈而广大的政治抱负。

在这篇文章中，最凸显的是一段话语和一大理念。一段话语就是文中传诵千古的名言：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注：班固《汉书》，第3050页。)

紧接的话语是说大汉皇帝应该“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从历史的结果来看，前一句很似汉武帝这个人，后一句很像汉武帝所做的事。如果说对“创业垂统”的话，汉武帝是以此自勉并终身履行，那么有关“非常之人”、“非常之事”的说法，堪称是武帝难以忘怀的记忆。在相如说此话二十三年之后的元封五年(注：按：据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章开头说“汉兴七十有八载”，可以推算出作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距离“元封五年”（前106），已是23年。)，汉武帝颁布《求贤诏》有云：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注：班固《汉书》，第197页。)
不仅用相如之词，亦取其义，使“非常之人”由衡“贤君”到求“贤臣”，关键是“非常之事”与“非常之功”，这与武帝朝的政治运作是共脉动的。如果我们将相如的提法对应贾谊于文帝朝《上疏陈政事》（亦称《治安策》），虽然也是谈治国理政大事，但其立论“前车覆，后车戒”的警示，故为之痛哭、流涕、太息(注：班固《汉书》，第2237-2258页。)，与相如“非常”之说不能同日而语。如果我们再比较与相如同朝为官的东方朔，他在《答客难》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9页。)，其“自得”之论，正与相如反对“拘文牵俗，循诵习传”潜符默契。而综观当朝思想，比较董仲舒与公孙弘，前者于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中大谈“天人相与”、“礼乐教化”与“养士”、“求贤”等(注：班固《汉书》，第2495-2523页。)，重在“道”，后者于元光五年《举贤良对策》中则强调“因能任官，则分职治”等“八事”为“治（民）之本”(注：班固《汉书》，第2615页。)，重在“治”。相形之下，相如之论显然是由“治”而“道”，这也是他《难蜀父老》提出的一大理念，就是由“汉业”观“汉德”。

考“汉德”一词，初由相如《难蜀父老》提出，文中反复强调汉朝皇帝之“德茂乎六世”、“德洋恩普”、“至尊之休德”等，而关键语在论汉武帝功业的一段话：

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牁，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注：司马迁《史记》，第3051页。)

如果对应汉初娄敬《上书谏高祖》批评其“欲与周室比隆”，“而欲比隆成康之时”(注：班固《汉书》，第2121、2122页。)，到东汉学者经王莽之乱倡言“大汉继周”，其间相如提出的“继周氏”的“天子之急务”，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正是因为彰显了武帝执政前期已有一系列功业，所以相如在该文收束处托言诸大夫臣服而赞叹“允哉汉德”。继后《汉书·夏侯胜传》记载汉宣帝即位初，为褒扬武帝，对丞相、御史说：“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功德茂盛。”(注：班固《汉书》，第3156页。)这是回顾前朝，将武帝的功业与功德结合起来。到西汉末年，扬雄《法言·孝至》再次提出“汉德其可谓允怀矣。黄支之南，大夏之西，东鞮、北女，来贡其珍”(注：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6页。)，结合其《长杨赋》中继歌颂高祖之“天德”与文帝之“俭德”，对武帝的“功德”更是浓墨重彩，所谓“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注：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这些评价，传承了相如之说，只是经汉宣帝、元帝之后，外戚势炽，讨论汉德更倾向于汉统。而基于武帝功业的汉德观，在相如《封禅文》中有着进一步的阐发。

三　《封禅文》与帝国新宗教

相如两使西南，是他生平从事政务的重要阶段，也成就了关乎当朝政治生态的《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这两篇政论之文。遗憾的是他因“使时受金”而“失官”，虽然不久复职郎署，又做了几年“孝文园令”，其遭受的冷遇造就了他人生中与献赋邀宠完全不同的一面，即“称病闲居，不慕官爵”(注：司马迁《史记》，第3053页。)。也正因为他介乎参与朝廷政治与游离官场俗务之间，于晚年称病闲居茂陵时，又留下了一篇具有极强当朝政教意义的《封禅文》。

有关《封禅文》及武帝经眼的过程，《史记》本传有段记载：

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注：司马迁《史记》，第3063页。)

武帝派所忠取书，得“遗札书言封禅事”，而“天子异之”。或谓“异”指不同意见，据武帝后来施行封禅大典事，此“异”当取本义，即奇异、惊异，有赞美义。对应相如每上文武帝的反应是“善之”（《子虚赋》、《谏猎书》）、“大悦”（《上林赋》、《大人赋》）等，可为旁证。而武帝为何派所忠取书且得获《封禅文》以献？史书未予说明，但结合所忠生平，却能透露出一些信息。有关所忠的记载，《史记》除了《司马相如列传》，计有三处，分别是《孝武本纪》、《封禅书》、《平准书》。《平准书》载有所忠进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注：司马迁《史记》，第1437页。)一事，而《孝武本纪》则记述其参与国家宗教及祭祀：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悦，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功，申功已死。”(注：司马迁《史记》，第467页。按：《史记·封禅书》、《汉孝武故事》记述基本相同。)

由此记载可知所忠乃皇帝近臣，参与有关方士进献神方及祭祀活动，但他又与方士不同，故有“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的质问，但拗不过皇帝的喜好，自然也就顺从了有关的宗教活动。于是我们联想到相如与所忠的两大共同点：其一，两人都曾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其二，两人均不偏信方士神鬼游仙之说，相如上《大人赋》带有明显的反对“游仙”的目的，但都不反对当朝国家宗教的建设，并参与其事。

“封禅”词语在先秦就有，但完整讨论封禅之事则始于相如的《封禅文》。例如司马迁《封禅书》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注：司马迁《史记》，第1361页。)，相如《封禅文》开篇即谓“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注：司马迁《史记》，第3064页。)，虽亦征引前人之说，却早于史迁书多年。班固《白虎通》引孔子说“升泰山，观易姓之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君”，并彰明其义：“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注：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8页。)而封禅大典作为国家宗教的礼仪，汉武帝之前多为“虚像”，其后则成为制度，历代传承。封禅作为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具功隆德合的盛世的象征：所谓“封”，指培土，在泰山上培土为坛祭天，以报天之功；所谓“禅”（本作“墠”），指除地，在泰山下的梁父除草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相如之所以倡导报天地之功的祭祀大典，实不同于方术诸神祇以及三代的庙祭（祭祖宗），而与武帝朝国家新宗教的建立有关。

考察三代（夏商周）的国家祭祀，以“庙祭”为主，《汉书·郊祀志》记周公相成王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注：班固《汉书》，第1193页。)，说的是“庙”（如后稷庙、文王庙）。而建立汉代的刘邦作为平民皇帝登基，因不同于前代的尊贵血统，所以在建立国家宗教时不断进行造神活动，虽亦承续秦祀“四帝”传统，而为“五帝”祭祀，但因巫风盛炽(注：详见《史记·封禅书》中有关“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等各司神职的记载。)，未定一尊。到汉武帝时，因其耽于方术，或祭“神君”，或祀“太一”，是汉初以来造神方式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建立国家新宗教的探索。武帝本人信仰的不确定性，并不影响国家宗教建立的进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事对》中有关国家祭祀，就有答廷尉张汤问：“所闻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注：《春秋繁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66页。有关古代的郊祭，可参见：李学勤《释“郊”》，《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以祭天（地）之礼（郊）重于宗庙，以“天尊于人”，是汉代新宗教的重要标志。相如的《封禅文》是从历史渊承与思想价值来倡导尊天敬地的国家祭祀，其中既有对盛世制礼的渴望与提倡，也内涵了对武帝迷恋方士泛神倾向的担忧。

《封禅文》可分为五段文字。首段写轩辕氏前有关封禅的传说，以治世为尚，以逆行为戒，所谓“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次段自轩辕（黄帝）历述三代，重在由“周”朝而及于“汉”世。其说有二：一是列述圣君所为，如“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公刘发迹”，“文王改制”等；二是引述《六经》以证事，如谓“《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举例有《尚书》之“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等。从而引出“大汉之德”一节文字，极言符瑞臻至与成功而封禅的意义：

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敷雾散；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迥阔泳沫，首恶湮没，暗昧昭晢，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注：司马迁《史记》，第3065页。)

此以符瑞衬托盛德，批评“不敢道封禅”的现状，进一步突出文中的重点即第三段文字。

这段文字假托“大司马”进言，颂武帝之功，言封禅之要。所托“大司马”，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置大司马，加于将军号上，有此尊称者武帝朝仅二人，一是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一是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相如文中假其职以为借重，类似赋家假托人物的写法。在“大司马进曰”的语词中，相如先排比“陛下仕育群生”，“陛下谦让而弗发”，进谓“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以封禅之事为“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所以祈请“陛下全之”，成此盛举。为付诸实行，这段文字的收束处用“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移交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的继往圣绝学话语，实开新章。所谓“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其中包括因礼敬神、缘神尊德的思想。

继后四、五两段皆收束，第四段以“天子沛然改容”承接“大司马”的话，以“愉乎，朕其试哉”作答，归于“询封禅之事”。这段文字结以诸“颂”文作赞美之意。颂文有五首，或言“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或言“万物熙熙，怀而慕思”，或言“般般之兽，乐我君囿”，或言“濯濯之麟，游彼灵”，或言“宛宛黄龙，兴德而升”，皆为祥瑞。后再束以“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注：按：《封禅文》以“颂”附“文”，东汉班固《两都赋》系以《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正是相如文法的嗣效。)。文章第五段收结，以“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喻“兴必虑衰，安必思危”的忧患。

很显然，相如《封禅文》既有感世之忧，更多盛世之颂。朱熹《楚辞后语》批评相如“其将死而犹以封禅为言”乃“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贱也”(注：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姑不论相如文中讽意，就是颂“汉德”的文字，也是切合当时武帝初盛期招贤俊、尊儒术、兴学校、崇礼乐、溃匈奴、扩疆土的显赫功勋。相如临终遗留下的《封禅文》，是他对盛汉国家新宗教建设的思考，其中核心思想及影响，又体现于王朝后续的宗教事务与汉德由“功业”归于“正统”的问题。

有关《封禅文》的后续事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仅记一句：“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注：司马迁《史记》，第3072页。)说的是元封元年武帝率群臣登泰山行封禅大典礼。对武帝行封禅，《史记·封禅书》录有武帝泰山回驾“制诏御史”诏书：

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注：司马迁《史记》，第1398页。)

其中除了尊重国家封禅大典，有两点值得关注，即帝王自己的怵惕之心与普惠生灵的爱民之意，而这也恰是武帝八年前所读到的《封禅文》中所极力倡导的。在诏书中，武帝特别提及“自新”与“更始”。因为在施行封禅大典之前，如何制订祀仪，武帝曾询问诸臣，兒宽有段较长的回答，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并谓“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乃至“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注：班固《汉书》，第2630、2631页。)。其中关键在“自制仪”，诚如顾颉刚记述的，早在元封之前，济北王已将泰山献出，到元封元年封禅时，诸儒生又以古礼说事，难以实施，所以武帝采用祭“太一”礼来封泰山(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6页。)。无独有偶，在相如拜孝文园令时因武帝好游仙而上《大人赋》以讽喻，其中有关仙界的描绘即以“北极”（太一所居）为重点(注：有关太（泰）一（壹）星与太一祀，参见：钱宝琮《太一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234页。)。如赋中述“北游”云：

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嬐侵浔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沛。驰游道而修降兮，骛遗雾而远逝。迫区中之隘狭兮，舒节出乎北垠。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注：司马迁《史记》，第3062页。)

其“幽都”（西北方地名）、“北垠”（北极之地）、“寒门”（北极之门）均为传说中的极北之地。作者在赋中描写“乘虚无而上征兮，超无友而独存”的精神，表达的正是一种仙游的至极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赋家以此为行游之终结，标示着到达的“极地”，如果结合汉武帝信奉“太一”尊神，以及设置神庙和相关祭祀活动，特别是后来以“太一”法修封泰山，其间的关联也是有迹可寻的。

如果说在《难蜀父老》中，相如论“人道”所述“汉德”是基于武帝朝的“功业”，那么在《封禅文》中论“天道”（帝国宗教）所述之“汉德”，又在“功业”之上构设了诸多符瑞，以成就其天道圣统即“汉统”的意识。该文中所述武帝“仁育群生，义征不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以及“首恶湮没，暗昧昭晢”等功业，无不涂饰以“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昆虫凯泽”，“乘龙于沼”等瑞兆，彰显“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的神统与道统。只是相如强调的“汉统”与“汉德”的关系，与西汉中后期因外戚干政、东汉惩“新莽”教训所大倡之“汉统”不尽相同，属于当时朝廷改制中的神道构设，是武帝朝新宗教的体现。《汉书》引录吾丘寿王于武帝朝汾阴得宝鼎群臣恭贺时说：

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注：班固《汉书》，第2798页。)

“汉宝”非“周宝”，“汉德”亦不同于“周德”，这既在行政，又缘于学理。周人重礼尚德，视“德”为“礼”的核心，到春秋末世，礼乐崩坏，仍尚礼以尊德，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史克代季文子释“事君之事”谓：“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33-634页。)这是发展周公制礼以观德的思想，孔子将“德”归于“仁”，孟子将德归于“义”，是对原始“礼德”观在学理的解析与提升。而到了汉武帝朝始倡“汉德”，实际上是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相关，内涵了以儒术为经术，以经术代行政的思想内核，与武帝朝改制政治契合，这才是相如推述“汉德”的意义所在。

四　颂汉：文学书写的政治义涵

从相如明确阐发政治见解的文章来看，其文论中对当朝的态度，显然是以肯定与赞述为主的。因为他的生存发展期处在景、武之际，作为言语侍从在武帝朝，亲见武帝早期的改制作为，在开边政策、新宗教的建立，特别是他由武帝功业以论汉德的颂汉思想，无不与当朝的政治发展大势合拍，或者说是武帝朝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但是，由于相如是朝廷的文臣，所以对他以赋为主体的文章批评，尝偏于“虚辞”与“讽谏”，尤以“讽谏”为主要精神所寄。究其因，发端于西汉时期司马迁与扬雄的评论。史迁以《诗》之传统衡“赋”，评相如赋作“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注：司马迁《史记》，第3073页。)。扬雄经西汉成、哀乱世，为赋虽效相如，但却无不标明“讽”，其言相如赋“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等，是属于以己心度前贤的一种批评方式，却掩盖了相如文章“颂汉”的现实性。虽然，相如文章有讽谏意识，如上“天子游猎之赋”及上《谏猎书》，但皆为防“佚游”过度，且常以天子“大奢侈”的自省方法表述，这是回护，而非责难。考查相如作为宫廷言语侍从而有极大的政治抱负，又在于两点。其一，相如非单纯侍文之士，对此，宋人晁说之《扬雄别传》引述扬雄评枚（皋）马（相如）谓：“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注：晁说之《嵩山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602页。)“高文典册”，才是其擅长之艺。其二，相如文虽用儒家经义，然非儒生，颇似王充所言“文儒之业，卓绝不循”的“文儒”。王充《论衡》梳理汉代学术，提出与经学博士为主体的“世儒”并存的“文人”，且称颂“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超奇》），“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佚文》），所谓“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须颂》）(注：刘盼遂《论衡集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0、412、406页。)。相如为文正在道与治之间，重在“贵今”、“文德”与“文采”。

如果我们从《封禅文》回溯相如赋“上林”，其假托“亡是公”宣扬朝廷大业与董仲舒倡《春秋》公羊学赞述王朝“一统”思想相近，体现了当时“削藩”与“抗匈”的政略，那么在相如临终的上书中，显然是对王朝新宗教的建立擘画献猷，其思想一以贯之。我们读《子虚赋》中楚王行猎一段，当与《国策》楚王游云梦、结驷千乘类似，而《上林赋》“天子校猎”的描写，全为新造，思想的关键在假托“亡是公”的说话：

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注：司马迁《史记》，第3016页。)

紧接着赋中描写的统一气象，如“张乐”一节：

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注：司马迁《史记》，第3038页。)

由气势到德性，相如《上林赋》中的表达或被称为“曲终奏雅”，具体到文本就是赋文收束处的一段话：“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䍐，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注：司马迁《史记》，第3041页。)这是以“六艺”述“礼德”，来呈现行仁政之君主的形象。

这种德政思想在相如的另一篇作品《哀二世赋》（或作《哀秦二世赋》）中得到另一方式的呈现。汉承秦制，却又以秦亡为教训，这到身处武帝朝盛世的司马相如，其观点也是如此。《史记》本传记载他曾侍上出行，“还过宜春宫”(注：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秦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宫之东，杜之南。《始皇本纪》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又按云：“今宜春宫见二世陵，故作赋以哀之也。”参见：司马迁《史记》，第3055页。)旧址，“以哀二世行失”而作此赋。指斥秦政的过失，是汉初立国借鉴的直接教训，其中的代表言论有贾谊的《过秦论》与贾山《至言》中的过秦之说。如贾谊《过秦论》历数秦之所以兴、所以衰、以至所以亡的教训，如谓“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等言说，兴亡之鉴，人们耳熟能详。其中贾谊又认为，“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天下集矣……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注：《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6页。)，正是承续文帝朝诸臣子进言“俭德”以鉴“秦亡”。相如在武帝朝功德盛时，以“哀秦”为赋，开创这一题材的文学书写，是极有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的。对此，《文心雕龙·哀吊》认为：“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41页。)从文体分类看，这篇文章既属辞赋，又属“哀吊”类，而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哀二世赋》的确是对贾谊《吊屈原赋》的继承。如赋中写道：“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注：司马迁《史记》，第3055页。)这里有两点：一由贾谊之“哀臣”（吊屈）而变为“哀君”（二世），以“持身”与“失势”论，有着更强的“新政”意识；二由汉初的“过秦”转为“哀秦”，前者更多指向秦的暴政，后者偏向于个人的失误。这种思想的转变同样体现在相如开边意识、削藩问题上，他不同于汉初人反对“贪戾而欲广大”，“前车覆，后车戒”，反而强调“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治道。换言之，倘秦二世用贤臣，出新政，又何需“过秦”，又何至于“墓芜秽而不修”，“魂亡归而不食”？以“功业”论，秦汉没有根本的区别。由相如的《哀二世赋》开辟了以赋文“哀秦”的题材，后继者纷纷。可以说，汉代赋家的“建德”观，以及“大汉继周”的德教传统，多与惩秦亡教训相关。

诚如前述，相如倡导“汉德”，基于武帝朝的“功业”。到宣、元之后更重“汉统”，实因“外戚”政治，如清人赵翼论《两汉外戚之祸》说“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7-68页。)。由此上溯到对武帝得失的评价，典型的是元、成庙议对“武庙”之尊毁的讨论。《汉书·韦贤传》引录刘歆《武帝庙不毁议》，列举其南灭百越、北攘匈奴、东伐朝鲜、西伐大宛，以及“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称赞武帝“功德皆兼有焉” (注：班固《汉书》，第3126、3127页。)。如此肯定武帝功业，实与相如的文论衔接，是以“汉业”彰“汉统”。这到了东汉政教昌明期又有了回响，如班固《西都赋》以“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页。)，张衡《东京赋》以“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64页。)，表彰天子“王会”礼仪的气象。如果再对应相如《封禅文》中假托大司马言的一段话，即“仁育群生，义征不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这对武帝朝政教的赞美，显然为汉人颂“德”奠定了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唐　普］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74-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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